荷堂经典丨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

发布:2022-10-10 19:24:53 | 热度:1089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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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35cm×543.7cm 故宫博物院藏




释文:三月三日佳丽辰,五十五年衰病身。闭门一枕午时梦,江草江花无数春。庭下猕猴如小儿,攀花折果不复时。极知野意厌羁 ,放着林间高树枝。涧草园花随意春,野情偏与物相亲。养得山家短角鹿,尽日闲行不触人。庭前种竹不满地,长怪墙高多夕阴。纵使难成也难老,莫教移却种花心。刚道假山如画图,画图还是假山无。若见此山真面目,纵非南国也西湖。夜来一雪忽成雨,雨过西山青入楼。听人骑马看山去,又作思山一种愁。



编者按:李东阳在明初书坛“馆阁体”盛行,书法艺术逐渐丧失其生命力,逐步沦为政治的附庸之际,致力逾越“馆阁体”的藩篱,为明代书法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本期荷堂艺术馆与大家一起欣赏起草书作品《春园杂诗卷》。


致力逾越阁体的藩篱

文丨赵   旭


李东阳(1447—1516),字宾之,号西涯、寿村逸叟等。祖籍湖南茶陵,生于北京,自署“长沙李东阳”,世称“李长沙”。立朝50年,入阁20年,卒赠太师,谥文正。李东阳作为内阁首辅,集文学家、书法家、鉴赏家于一身,创立“茶陵诗派”,著有《怀麓堂集》《怀麓堂诗话》《燕对录》,传世书作有《自书诗卷》《春园杂诗卷》《甘露寺诗》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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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(局部)




李东阳自幼天资聪颖,既得家学,又蒙帝王青睐,倍受恩宠,据说景帝曾将三四岁的李东阳抱在腿上,让侍者拿纸笔供李东阳书写,景帝甚为满意并给予嘉奖。当其七八岁时,景帝再次召见,给予嘉奖并送李东阳至顺天府学习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李东阳少年得志,官运亨通,诗文、书画等方面的才能早为人知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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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(局部)



明初,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,凡不为君用者,则一律杀无赦,并设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,其罪皆至抄劄”的严律。朝廷一方面广征天下贤哲,另一方面则实行高压专制统治,文字狱空前残酷,以至于无论文学还是艺术,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,沦为政治的附庸、统治者的传声筒,失去了应有的磅礴生命力。就文学而言,为了应试而衍生的“八股文”充斥文坛;就画坛而言,文人画体系由盛转衰,南宋院体画占据主流;书坛自然亦不能幸免,政治的高压、帝王的个人喜好与推崇加之朝廷倡导以书取仕的风气日盛,使得书法的体例格式单调、趋同,雍容圆润、平稳工整、秀丽纯熟的“台阁体”书风应运而生。当时文人士子,竞相模仿,蔚然成风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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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(局部)



客观、理性地看待“台阁体”,其并非一无是处,确有一定的价值。就技术层面而言,其精熟之极,形式亦工整,从审美角度而言,其字迹妍美,就创作主体而言,其文化底蕴深厚,然而在前文提到的政治高压下,尽管许多文人、艺术家本身可能并不缺乏天赋与才情,然而却少有人敢打破这种枷锁和桎梏,更多的是随波逐流。艺术变成专门用来歌功颂德、粉饰太平的工具,真正的艺术创造精神被扼制,以至于书法“同质化”“程式化”明显,意趣、韵味尽失,毫无个性、创新可言。诚如周星莲在《临池管见》中一针见血指出的明初“台阁体”书法最大的弊病是“毫无意趣”。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而言,无疑是毁灭性、灾难性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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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(局部)



江山代有才人出,总有有志之士不甘于随波逐流,试着探寻艺术的真谛,李东阳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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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(局部)



身居庙堂且倍受帝王恩宠的李东阳早期自然亦为时风所囿,难逃阁体的束缚。他主张书学晋唐,尤其推崇颜真卿,取晋唐书法中的严谨、平正,尽管这显然比同时代那些心摹手追沈度书风的书家高明得多,但就结果与表现而言,似乎和“台阁体”书法所极力提倡和追求的“法度”“典则”并无明显差异。如其篆书追求笔笔中锋,圆匀劲健,墨色丰润,不露锋芒,字形匀称疏朗;其楷书中规中矩,锋芒内敛,用笔软润,纤巧秀丽,清润潇洒。如王世贞在《艺苑卮言》中言:“(李东阳)真行笔颇秀润,晚节加以苍老,而不免俗。”直至正德年间,宦官专权,朝廷昏庸,身居高位的李东阳虽有报国之心,终难力挽狂澜,只得寄情翰墨,李东阳在迎合统治者和时代步伐的过程中,作为文坛领袖、皇室宠臣、书法家和鉴赏家,看到了“台阁体”书法的弊病以及对书法艺术的危害,因此他极力提倡书法要在复古中求新求变,要不落俗套,要有自己的特色。诚如如其在《怀麓堂集》中谈及书法言:“大抵效古人书,在意不在形……”由尚“态”至尚“意”的转变,由泥古到出新的主张,无疑是有胆识与远见的,对风靡一时的书风进行了矫正,给萎靡的明初书坛带来了新的生机,为“吴门书风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,对明中期书风的融通与转变发挥了承前启后、开拓创新的作用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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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草书《春园杂诗卷》(局部)



尽管李东阳的艺术批评与实践不如苏轼、米芾等书坛巨擘那般毫不畏惧、大刀阔斧、棱角分明、立竿见影。尽管他的作品即便是为时人盛赞,自己亦自视甚高的篆书在今天看来也仍然难以消除时代的烙印。然而,从明代整个书法发展历程来看,当明初书法在当权者高压政策和禁锢思想的统治下,逐步失去生机与活力,岌岌可危的情况下,李东阳成化、弘治时期首举大旗,沈周、吴宽等人紧跟其后,在创立文学独立审美风格的同时,在书法领域进行革新,明代书法才逐步开始摆脱明初千人一面的局面,其意义与贡献无疑是值得称颂的。





监制|赵  旭
图文编辑|coco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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